原來三十年前，他們（三位文化界翹楚）這樣看阿祥---- （照片是1987年野鴿居園中豐收節瓜） ----------------------------
86周兆祥評價： THE MAKING OF A GURU 一九八六年，本地文化界並沒有發生甚麼使人震驚或矚目的大事件。例如勉強要找出一件製造出幾個漣漪的 EVENT，大概要算博益替周兆祥出版《我復悠然》一書吧？整件事情的源起和過程是這樣的。 一九八五年十月，香港電台電視部某些監製與周兆祥接觸，希望拍一輯以後者的生活方式和態度為題材的「鏗鏘集」。周兆祥答允後，十月尾十一月初。拍攝錄音工作便正式在周氏家裡及其日常工作地方進行。 十一月最後一個星期六晚上，這輯半小時的紀錄片在無線電視翡翠台播出，英文版則於六星期後在亞視英文台「出街」。 不少電視觀眾看了這個半小時的節目後議論紛紛。周兆祥的一些朋友，同事對他在節目中宣揚的主張也提出了很多問題。此外。各式各類團體亦邀請周氏解釋他的信念立場。 周兆祥相信「一個半小時的電視節目只可以對普羅大眾產生一下感官的衝擊之外，要滿足較肯思想的少數人(也是對社會真正起作用的少數人) 。還是要靠文字。」 為此，他特別在《信報》副刊一連寫了二百多篇總題為《我復悠然》的文章，詳細地論述了個人的看法。 《我復悠然》連載完畢後，還得到專門出版商業性價值較高書籍的博益垂青，於七月推出了單行本。我在一些「文化人」家中的書架上見到此書，證明周氏的言論受到一定程度的注意。 該電視紀錄片播出後，我也曾在酒樓茶室裡聽到幾名小市民談論。「有條友仔咁樣生活架！」一副好出奇的口吻。 美國社會學家W.F.OGBURN 在其名著。"SOCIAL CHANGE" 中指出，人類社會的物質，技術層面的變化，在時間上永遠比非物質的事物——如思想，倫理觀念，宗教等——走先一步。OGBURN 稱此種現象為 CULTURE LAG。 在香港，CULTURE LAG 的現象尤其顯著，在日常生活方式和物質享受上，香港絕對不會落後於世界上其他的先進、現代化地區。在某些方面，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唯獨在思想上，香港人有些觀念和想法實在遲鈍得驚人。不要說一般升斗市民，連不少受過高深教育的人士亦好不了多少。也許因為有這樣的客觀基礎，才使部份香港人睇過周兆祥那輯紀錄片和讀畢《我復悠然》—書後覺得是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並爭相議論，批評。 世無英雄，遂使此子成名。 周兆祥所做成的小小哄動，使我想起了以上那句話。 其 實周兆祥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歸納起來，不外是百分之一百反對現代的都市文明。這具體表現為不居於城市、不乘升降機、不進超級市場購物、 不駕駛汽車、不吸煙不喝酒、不用洗潔精、不吃處理過的包裝食物和飲料、不用塑膠物品、不參加中式宴會、不看電視、盡量不吃肉類、不用紙巾、不裝冷氣機…… 為 了貫徹實行做一個「現代文明的邊緣人」 ，周兆祥選擇了居住郊外、平日到市集、小店舖購物、騎單車上班、用清水洗滌碗碟器皿、吃新鮮的蔬菜、生果、素食、不浪費紙張甚至親手製造紙張、盡可能使用 「可還原」的物料、減少外出進膳、呼吸自然新鮮空氣、排斥廣告、自己耕種菜蔬等等。 在消費、享受慣的香港人眼中，周兆祥的「殊途生活方式」 (ALTERNATIVE LIFESTYLE) 無疑是充滿新鮮感的。因此，亦自然對這套生活方式背後的一套理論產生一時的興趣。博益看準此點替周兆祥出書，是順理成章的事。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商人有能 力把—切東西「商品化」，使它變成利潤。《我復悠然》也不例外。 我在上邊說香港的 CULTURE LAG 現象相當嚴重，港人有些觀念和想法落後，遲鈍得驚人。我指的不單只是整天惦記「袋鼠絲苗」的小市民。他們沒有時間去讀書看報，吸收新知識、新資訊，所以對 外國近年來的思潮發展動向不清楚，絕對情有可原。令我感到詫異的是連一些接受過相當程度教育的人士／知識份子，亦竟然對周兆祥那套東西大驚小怪，的確使人有點失望。 拆開周兆祥那套殊途生活哲學，來源不外幾點：基本生態等知識、新左派激進理論、綠色運動 (GREEN MOVEMENT)、「抗衡文化」(COUNTER-CULTURE) 思潮等等。 周 兆祥在書中多處批評我們目前所處的社會把人變成消費者的強大傾向。這一點，十九世紀時代的馬克思在《一八四四手稿》中早巳指出過。此 外論述「抗衡文化」最權威的著作，THEODORE ROSZAK "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 也有—段指責「自由企業」的話，認為它主要 "DEDICATED TO INFANTILIZING THE PUBLIC BY TURNING IT INTO A HERD OF COMPULSIVE CONSUMERS." 周兆祥在《我復悠然》裡亦花了相當多篇幅，從「全球性」的觀點去討論當前的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現象。他認為：「從維護自然環境的立場來 看，所有工業國家都正在朝自我毀滅的方向邁進，因為情勢不可能長此下去。每一次我們用「傳統」的方法解決問題，總不免製造新問題，帶來新威脅。每一次我們 依靠科技新奇跡，只不過是苟延殘喘，甚至可能令生態計時彈提早—點爆炸。誰都知道應該用別的方法解決問題，可是政治家更知道為了自己的利益，不能改轅易轍；舊制度保護某個階層，某些主義者的利益，大家只能因循苟且下去。」 周兆祥不相信科技可以真徹底解決環境污染、資源浪費這些「全球性」的問題。這一點，他是深受 GREEN MOVEMENT 影響的。 葉積奇 《號外》1986 ---------------------------- 光明正大的恐怖分子 表面上，周兆祥是一個很難招呼的人。表面上，綠色政見也是難討好的主張。 周兆祥談綠色政治，對某些人說，是一種教人不安的聲音唱難討好的調。 周兆祥難招呼，是因為他太具批判力了，因此很多人不敢請他回家用膳，也不敢和他討論怎樣才是他可以接納的生活方式。 他又會使大家對很多本已習以為常的事情產生疑慮和恐懼，所以，我曾私下稱他為「不使用武力而光明正大的恐怖分子」。 不使用武力的人哪會是恐怖分子？這個問題可以是綠色思潮理論中的一個起步點。傳統的恐怖分子會將其不滿以一些暴力的破壞去宣洩；其對象可以是有針對性而經過挑選的，亦可以是完全任意而無辜的。綠色思潮就否定暴力行為，不會接受暴力為解決政治糾紛的可取手段。 但綠色思潮卻不斷提醒大家，我們的文明、科技、工業、各種我們曾努力擁護的制度，已經把我們帶進了一個危機重重的世界。很多驚天大災難，都並非完全是天災，工業化、都市化和科技的誤用，都和這些災害的規模和後果的嚴重性有關係。 傳統恐怖分子給我們的疑慮和恐懼是不必要的，也完全對解決政治糾紛沒有幫助。綠色思潮提出的疑慮和恐懼，卻深深觸及最多社會上的基本矛盾。這些矛盾，本已早為人共知，但工業文明和科技文明，更加使這些矛盾推展到一個高點。幾百年前，已有先哲擔心地球資源耗盡：亦有人企圖發展一些制度，在容許私有制前提下限制 人的自私，卻又要保障人的自由；還有，當人人有平等的參政權利時，我們又要有一個有效率的政府，去調協各種利益糾紛。綠色政治思潮要搞的，還是這些老問 題。綠色思潮也沒有完全嶄新的出發點，他們只不過是較為現實地將很多我們沒有擺脫的困難和日趨嚴重的威脅重新鋪陳出來，使綠色思潮中人確信，我們必須終止 和限制多種化工科技的應用，要推展全球的裁軍，減少能源的消耗量，以及推廣其他統稱為綠色策略的措施。 這些觀念，當然和許多人的私利有所抵觸；但他們仍然可以安心，綠色的主張一定會保障他們的權利，也一定以他們後代的利益為依歸。綠色意識在歐洲的擴展，還不能夠取代傳統反對黨思想的地位，卻比諸傳統反對黨表現出更大的活力，就因為綠色思想並不以階級和行業的利益為出發點，有更寬敝的胸襟。但是，以階級利益和行業利益為主導的政治主張，還是頑強的主流，綠色政治還需要更廣泛的支援，才可以發揮具體的影響力。 在香港，綠色意識的推廣，顯然還需要周兆祥兄及更多人士的努力。我說周兆祥兄為一個「光明正大的恐怖分子」，也因為他的主張很多時候使他要忍受恐怖分子常遭遇到的孤獨，但那敢於力排眾議的勇氣，卻是香港知識分子和政客都鮮見的。 敬佩的話不用多講了，但的而且確，周兆祥的文字，常使我更難安於寢食！ 畢浩明 1988年11月 ---------------------------- 實幹烏托邦主義者 世界性的綠色運動，可說是百川匯流，不同出發點及立場的人慢慢走在一起，是名符其實的雜牌大軍，裡面有前馬克思主義者、前無政府主義 者、前嬉皮士、婦解分子、和平分子、反核分子、素食主義者、動物權利分子、傳教士、教徒、新紀元分子、自然愛好者、生態人士、科學家、藝術家、社工、學 者、教師、各類邊緣人及前邊緣現主流人…… 如果「有容乃大」是形勢逼出來，「和而不同」卻正是綠色運動足以自豪的成果。 大家都有了足夠智慧去唾棄排除異已的極權思想，從心底服膺一個指引性的原則：分權、decentralization、非中心化、多元化。綠色是大地的顏色，大地有大的寬容度。 但很奇妙，綠色人士同時是很容易辨認的。 美籍綠色記者C. Spretnak及F. Capra初到西德採訪當地綠色運動時，即指出西德綠色人士的風格包括warmth, humour and spontaneity。 我們在香港的綠色分子，暫時亦很平易近人、熱心、自動自覺，面對千瘡百孔的香港，仍設法保持幽默感。 這種風氣，當然與幾個榜樣性的人物的個人作風有關，其中一位，是周兆祥博士。 我決定參加有組織的綠色，是因為周兆祥。 雖然事前我們沒有詳細交換對事物的看法。 對有些人，我可以先組合後瞭解。 然後證實我的直覺是對的。周是最無私的盟友、最投入的實幹者、最綠的綠。 英國綠色發動人之一J. Porritt曾將綠色人士分兩類： 1. 淺綠，包括綠色運動內的緩進改良派、現實主義者及所有願以妥協作為逐步改革的手段、嘗試在既有制度內工作的綠色人士； 2. 深綠，原教旨的綠色人士。為保存運動及原則的純粹性不願作出政治交易，不介意在既有制度外工作。 （這裡，「深綠」不等於「深生態」，「淺綠」不等於「淺生態」。） 在「深綠——淺綠」的連續體內，周兆祥應算較近深綠，而我可能是偏向淺綠。 當然，周兆祥同時是很實幹的，而我亦如其他綠色人士，或多或少是個concrete utopian。 整個綠色運動，一向都是兩條腿走路，在矛盾與吊詭中茁長。 我們沒有所有的答案，不強求劃一的藍圖，不相信歷史必然的階段。我們許多時候亂石投林，誤打誤撞，邊想邊做，正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永遠是對的，人類的理性有個必然的限度，一個人不可能指定江山。 共同點是，我們都講道理，沒有coercion，只有persuasion。 而且，每個綠色人士的思路及堅持，都為其他綠色人士提供了一個反省。 對我來說，周兆祥是綠色運動永不磨損的寶石。 他是一個恆常而穩定的標準，可以用來量度其他人的抉擇。 我只要與周兆祥保持固定而接近的距離，就不會無明地由綠色變了灰色、紅色、五顏六色。 他身體力行，本身已是一股引力。 他的文章，在意識之戰上，為香港綠色運動開山劈石，指引許多人踏上綠色大道。 你可以不同意他，但不能不看他的文章。 看了他的文章，你不能不同意，「未來，如果有的話，是綠色的。」（Spretnak & Capra） 陳冠中198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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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鏗鏘集》：我復悠然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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